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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汾陶寺為何是最早“中國”

——從陶寺遺址發(fā)掘的圭尺說起

    “中國”這個概念最初是由什么構成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、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說：“中國”應該由兩個概念構成，第一個“地中”概念的出現(xiàn)，第二個概念“國”。國，不是狹義的城池概念，而是一個國家，國家社會形態(tài)。

    2002年秋，在襄汾陶寺古觀象臺附近，考古工作者在一座中期大墓中發(fā)現(xiàn)豎立著一根木桿，上面涂有黑、綠和紅色標記的漆，在木桿東側壁龕內還發(fā)現(xiàn)了玉琮、玉戚。上世紀80年代，在早期墓葬中也發(fā)現(xiàn)過一根木桿。這些木桿和玉器功能是什么？引起考古工作者對“圭表”的聯(lián)想。

    圭表是我國古代度量日影長度的一種天文儀器，直立于平地上測日影的標桿或石柱叫表，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測定表影長度的刻板叫圭。2009年6月21日，夏至，中國社會科學院、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學者們在陶寺古觀象臺，用出土“圭、表”1:1的復制品進行驗證顯示，與木桿一起出土的玉琮、玉戚是作為游標、景符、垂懸附件來使用的，它們的組合，共同構成了目前考古發(fā)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實物工具套，證明中國古代天文測量使用的圭表儀器至少可早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，是使用圭表進行天文測量的歷史性突破。

    專家學者們對這根木桿的每一段色帶從NO.1—NO.44編號，進行了一系列科學的計算，得出結論：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別用于夏至、春分、秋分、冬至的影長判斷，而NO.11的刻度為1.6尺，與《周髀算經(jīng)》“天道之數(shù)，周髀長八尺，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”記載吻合，證明陶寺就是其所記載的“地中”，并與天文學家利用現(xiàn)代技術推算的緯度相符。

    這表明，陶寺遺址“圭表”測影不僅可以確定農時節(jié)令，更重要的是確定“地中”，進行大地測量。于是，專家學者們以陶寺城址中表為測量十字基點，推測出了陶寺文化四表地，證實了先秦文獻所記四海之內地廣數(shù)據(jù)的存在，印證了《堯典》中“光披四表”的記載。

    在古代，天文歷法由官方掌握。何駑認為，在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，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“中”的交接或“地中”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，充分說明“帝王所都曰中”源自“王者居中”的意識形態(tài)，更確切說應是“王者逐中”。

    王者為何逐“地中”呢？北京聯(lián)合大學歷史文博系副教授武家璧認為，上古時期，人們以為大地是平的，普天之下最高的“天頂”即“天之中極”只有一個，對應“天頂”的就是“地中”，唯有“地中”才是人間與上天交流的孔道。王者獨占“地中”，就是要壟斷與上天溝通的權力，達到“獨授天命”“君權神授”合法化的政治目的，建都立國才名正言順。

    據(jù)記載，堯禪位給舜時叮囑：“天之歷數(shù)在爾躬，允執(zhí)其中?！币馑际钦f，天時和歷法必須由你親自掌握，你要好好地把握住手中圭尺。說明圭尺在當時被視為王權的象征。

    何駑認為，“中國”的最初含義是“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、所立之國”。

    陶寺遺址是我國、最起碼是黃河中游地區(qū)能夠確定進入早期文明的一個最早的都邑性遺址，已進入國家社會，因此，是迄今為止最符合“中國”本初概念的政體——地中之都，中土之國。

    陶寺，破譯了最早“中國”的密碼。

    山西日報記者 李宏偉 通訊員 張建華 肖卉

    （摘自6月16日《山西日報》）